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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尝以为国内当今种种现象，诸如人性之堕落、人心之腐蚀、社会之浮靡、当局者之无识……究其主因，实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之官商勾结，图谋私利，罔顾国法与道德之企业不正之风（首先是来自香港、日本、台湾之商人）。

而此企业不正之风的形成和积累，恰恰是企业和国人"完全"忽视了如先生所说的"介于无形与有形之间的"第三支手"---习惯与道义调节（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完备的企业文化）。

同时，也更完全忽略了如先生所说的"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

正如先生所说："假定我们只承认有市场进行的第一次分配与政府主持下的第二次分配，而忽略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次分配，实际上就是把社会经济活动过分简单化，不承认人作经济活动主体的目标的多元性。但有了第三次分配，社会的收入就可以趋向于协调，社会的经济运行也就可以更为顺畅。"

可以这么理解先生以上的话：

正是具足这个"第三支手"---企业文化的功能，国人和企业才能充分发挥人性的光辉，人性的智慧，更为多块好省地使社会收入趋向协调，使社会经济运行顺畅。

如此一来，企业走上了正规：合于国法，合于道德，合于人情；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最发达之时，也是道德最高尚之时。自然而然，以上所说的种种社会现象，就都会逐渐改变转化，消灭于无形。这便是企业文化利国利民主要的贡献，也是主要的作用。 这是我对先生所说的"第三支手"功能的理解。

同时，先生在文后提到的"庸才沉淀"现象，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及产品文化等的论述，在在处处都充分表明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正如先生所说："假定本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有较大的成绩，并把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就体现到自己所提供的产品及劳务之上，使自己的产品有别于同行业其它企业的产品，从而使自己的盈利增加和所取得的市场份额的扩大。""企业文化以及与此有关的产品文化，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地位的增强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只要企业考虑到市场竞争的上述作用，那么不管企业领导人有没有建设企业文化的自觉性，他们都将迟早被卷入建设企业文化的大潮之中，否则，他们所领导的企业迟早会被挤垮或淘汰出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

其实，无论是各种企业的领导人员或是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员，如果他们本身没有道德自觉，缺乏内在识养的话，如先生所说的一切，都将被庸俗化和简单化，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无论国企私企仍然存在着那么一大堆劣性和待解的问题。

同样的也可反证先生?quot;从治水与民族传统谈起"的论述中所说的"与治水有关的民间协作精神，互助精神，历史久远，他们也形成了中国的传统。协作与互助，不仅使本民族具有特殊的凝聚力，也具有一种同其他民族相融共处的互谅互助的精神。"

"这种韧性，这种经得起磨难的精神，同样形成了民族传统。正因为有了这种不折不挠的顽强意志，所以在历尽磨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发展了，壮大了，成熟了。"

"因此治水和战胜水灾的历史所留给我们民族的，主要是对疏导的重视，是广泛的协作互助精神，是不怕磨难的一种韧性，这些正是民族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

当国人和企业一旦背离了先生以上所说的精神之时，正如先生所说："企业文化是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就的。"没有真正的企业文化，则社会、企业还是会继续"恶性循环"或"劣币逐良币"的。

感于先生精辟之论，后学乃有续貂之辞以呈。

当前社会或企业最主要的关键，正如文前所说，一部分各级领导人员缺乏内养素质和忽视道德节操，诚如明末顾炎武所说的："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临当"入世"之时，中国的企业如何面对"新的八国联军"，应该是个主要问题，绝不能再以"五百强"等等口号作为"新的符咒"来自欺欺人，而是应以全民族的素质，全企业的成熟为要旨?quot;协作互助"共同打拼"中国制造"的名牌。

全民族的素质要提高，全企业的成熟要达标，还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国人、每一个企业者身上；每一个国人、每一个企业者对于自己民族的优良人文精神和文化思想是否有所认同，是否有所涵养，正是国人和企业素质提高与成熟的主要因素。

反观欧美、日本的国民素质和企业者的内养，正是继承了他们自己的传承文化思想，从而消化创新，为他们的国家民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如同我们一样，有时竟会"舍己之长，取人之短"，形成一面倒的"文化趋势"。

因此，如何疏导国人和企业者，只懂"洋理论"，只学"洋文化"，面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思想都付之阙如的"现世之风"，后学以为是当今企业界在"新经济时代"首要的课题。